情感挽回曼扎勾招唐卡(为什么乾隆的审美那么“土”)

一提到乾隆的审美，你大概会不由自主地会心一笑。倘若乾隆生在现代，一定会被认为是“奶奶带大”的，其事迹更少不了被发上微博，供大众娱乐一把，毕竟他喜好的那些瓶瓶罐罐都是一溜欢天喜地的风格，不仅与其父雍正帝极简轻奢风形成鲜明对比，与现在年轻人喜欢的简约清新风更是相去甚远。

很多人说，这样的审美差别与父子俩的成长环境和性格特征有关。

雍正帝自小寄人篱下，成人后更是要面对猜忌重重的康熙帝和九子夺嫡的激烈竞争，因此形成藏而不露的稳健性格，审美风格也随之沉稳简约；而乾隆帝自小受到雍正和康熙帝的怜爱，称帝之路更是顺风顺水，因此性格相比雍正更为外向，审美喜好也更偏于花哨。

而我认为，除了成长环境不同，两位帝王的宗教态度对他们的审美风格也有较大的影响。

雍正乾隆的宗教态度大不同

众所周知，清政府对藏传佛教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很多人认为，这种重视不过是出于巩固政权的目的而采取的怀柔政策。对于处在边远地带的少数民族管理，尤其是保持与蒙古族的盟友关系，“武治”既耗费国力又缺乏持久性，而“文治”却能一劳永逸，用乾隆的话来说，就是“兴黄教，所以安众蒙古”（黄教，即藏传佛教重要宗派——格鲁派的俗称）。

当然，对于藏传佛教的推崇，政治目的是一定有的，但也不能否认确有个人信仰的因素存在。

雍正的宗教态度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以一种中立的姿态来研究宗教。

所以他既是一位虔诚的禅宗居士，也对藏传佛教有所涉猎。雍正深通汉地禅宗心法，不仅阅读了《指月录》、《正法眼藏》、《禅宗正脉》、《教外别传》等禅宗语录，并在雍正十一年(1733)刊行了最权威的禅宗语录集——《雍正御选语录》。

另一方面，他也特邀藏传佛教的章嘉活佛来为其判断是非对错。据载，在章嘉的指导下，胤禛甚至达到了“透三关”的境界，章嘉称赞道：“王得大自在矣!”这多少反映出雍正帝汉藏交融而又独特的宗教认同。

可以说，他对两种宗教的研究影响了他更为中和的审美风格。

相对于雍正，乾隆似乎更倾向于藏传佛教，从现存的清宫文物来看，这种倾向用信仰二字更为贴切。

据有关史料记载，清宫中藏有大量乾隆时期的嘎巴拉碗。乾隆不仅广泛收藏这种不被汉儒文化所接受的法具，甚至为嘎巴拉碗亲自题写赞词，铭刻于金牌之上，称颂嘎巴拉对于修密的助益。

另外，据《热河日记》记载，1780年，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六世班禅喇嘛时，不仅要求朝鲜使团跪拜班禅喇嘛，甚至连乾隆本人亦对班禅行跪拜礼。此外，清朝的军机大臣，班位竟然在班禅喇嘛的侍僧之下。这在前代帝王治下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乾隆却这么做了。

为迎接六世班禅来京向乾隆皇帝祝贺七十大寿而建的班禅行宫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相对于前代帝王更多出于政治目的不同，乾隆帝是诚心信仰藏传佛教，并将它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果不是出于平衡汉藏文化的政治需要，我想，他大概会更为公开地推崇这项宗教文化吧。

乾隆的审美很“佛系”

既然乾隆信仰藏传佛教，那么他就一定会受到藏传佛教所传达的理念的影响，这种影响当然就包括他的审美理念。

从近几年公开亮相的乾隆时期器皿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瓷器无一例外都采用了大量的色彩，其中最为著名的瓷母更是在一瓷之上烧制了十七种颜色。这种大面积多色彩的运用方式与藏传佛教中的色彩运用几乎如出一辙。

清乾隆·各种釉彩大瓶

与汉地佛教吸收了儒道的文化，因此用具颜色多清淡素雅不同，藏地佛教吸收的是藏民族的传统色彩体系，因此其物质载体往往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强烈的色彩搭配不仅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每一种颜色也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黄教”，由于格鲁派僧人多戴黄色帽子，因此才有了此别称。而宁玛派僧人只戴红色帽子，因此又被称为红教。

至于在佛教用具上的色彩运用就更为特色。广为人知的唐卡就在一画之内集合了数十种色彩，有的甚至多达上百种，在西藏随处可见的经幡就以代表蓝天、祥云、火焰、江河和大地的蓝白红绿黄五种颜色为一循环挂在各处，而在其他的佛教用具，如法器、供杯、曼扎、菩提塔、供香等我们也常见到色彩繁复的装饰。

曼扎

唐卡

绘制唐卡的僧人

对于色彩的运用，刘晌在他的《油画色彩语言发展》中说过，色彩是一种情感和思想的表达方式，是一种可以直接实现心与心交流的工具。我想，乾隆之所以钟爱颜色繁复的器皿，除了是外向的性格所致，他对于宗教的热忱也是他“欢天喜地审美风”形成的重要原因吧。

参考资料：

1、中国唐卡网 《唐卡的色彩》

2、燕园人文历史 《论文汇丨从清宫藏传佛教文物谈清朝帝王的内心世界》

3、中国民族报 《【独家】清朝优崇藏传佛教：系牢国家统一的心理纽带》

4、图博特藏文化网 《论色彩语言对藏传佛教传播的影响》